我們的漢民族服飾是怎麼消失的?

我們的民族服飾是怎麼消失的?
2013-08-02 13:28 出處：漢網作者：

●最佳服飾獎與沒有自己民族服裝的民族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都蕩漾著濃烈的諷刺意味

漢族，這個又被稱華夏民族或中華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華”便是來自她美麗的肌膚——服飾。 “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謂之夏。”2003年10月，中國姑娘王珊身著中國唐式服裝參加獲國際小姐選美，並獲得最佳民族服飾獎的殊榮。 然而，時至今日，就是創造這個服飾的民族，卻成了世界上唯一沒有自己民族服裝的民族。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沒有自己民族服裝的民族卻不多。中國56個民族中，藏族、蒙族、維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裝，唯獨漢族卻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19**年發行的第三套人民幣10元券，俗稱“大團結”，票面上的各民族穿著各自的民族服裝，漢族卻穿著中山裝。1987年發行的第四套人民幣，描繪了中國人口總數在百萬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圖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服裝，唯獨10元券上面的漢族和1角券上面的滿族，卻穿著同樣的服裝……”

“今天的中國人，大多數都認為自己是漢族，可是他們畢生都沒見過自己的民族服裝。甚至，在許多國人的心目中，漢族從來就沒有民族服裝，穿民族服裝是少數民族的特色。” 

沒有民族服裝，使漢族人在很多場合陷入尷尬的境地。 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聯歡活動中，五十五個少數民族都身著各自的民族服裝，而漢族金花卻身著西式黑色晚禮服。

其實，漢族並非原本就沒有自己的民族服飾。 從上古時代開始，自成一系的漢族服飾，就伴隨著華夏人民的生活點滴，構成華夏民族延續上千年的獨特風景線，成為古典中國文明的重要像徵。 在創世傳說中，她讚頌著 ​​先祖炎黃的豐功偉績，在歷史長河中，她記錄著華夏民族的演化軌跡。 禮儀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國的工藝使她華美，天漢的雄威使他莊嚴，盛唐的光環使她絢麗，她豐富，她悠遠，她高潔，她遠播四海。 然而，就在她綻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時候，卻突然從神州大地上消失了，僅留下一片廢墟瓦礫，長伴殘陽如血。

《斷頭刀下的文明》將帶您穿過時空遂道，俯瞰神州大地，欣賞漢族服飾的華美，再探華夏文明的源泉，領略中華文化的淵博，重溫古國往昔的輝煌和驕傲，同時也將帶您感受那曾經的恥辱與悲傷，體驗那痛苦的令人心悸的脈動，感悟漢族服飾所代表的氣節和尊嚴、體會她的堅強和信念，以及她所屬的華夏民族的歷史、今天、未來的命運、抗爭和希望。

●第一節伴隨著滿洲入關而來就是剃髮易服令

我們的漢服是怎麼消失的？ 

張少炎寫道：

“1644年，這是中國歷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禎帝自縊殉國，李自成派唐通招撫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吳三桂經過考慮，決定歸順新朝，並回京朝見“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因聽聞家產被抄，愛妾被虜，所以改變初衷，回師山海關，襲擊唐通部。李自成聞訊，決定征剿吳三桂，21日，雙方激戰山海關，22日晨，吳三桂情勢危急，帶隨從衝出重圍，至關外向駐紮在關外覬覦已久的多爾滾部剃髮稱臣，歸降滿洲軍，雙方合兵。26日，李自成敗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軍入關，“定鼎燕京”。

伴隨著滿洲入關而來就是剃髮易服令

此前，遼東漢民早已深受剃頭之荼。 早在滿洲建國時期，滿洲統治者就強令投降的漢人效法滿洲人的髮式，把剃髮作為歸順的標誌，如天聰五年（1631年）清太宗在大凌河之役勝利時令“歸降將士等剃髮”，崇德三年（1638年）又下令：“若有效他國衣帽及令婦人束髮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國。自今以後，犯者俱加重罪。”

清軍入關，繼續推行這個政策。 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軍打敗李自成進入山海關的第一天就下令剃頭。 五月初一日，攝政王多爾滾率領清軍過通州，知州迎降，多爾滾“諭令剃髮”。 初二進北京，次日多爾滾給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別發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撫，要求“投誠官吏軍民皆著剃髮，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這是清朝進入北京後正式下達剃髮和易衣冠的法令。

但是這一政策遭到漢族人民的強烈反對，在朝漢族官員遵令剃髮的為數寥寥，不過孫之獬等最無恥的幾個人。 不少官員觀望不出，甚至護髮南逃，畿輔地區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 多爾滾見滿洲貴族的統治還不穩固，自知操之過急 ​​，被迫宣布收回成命。 順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諭旨中說：“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所以清軍入關後，剃髮、易衣冠的政策只實行了一個月。

然而，這一政策並未就此完結。 當滿洲統治者認為天下大定之時，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態，悍然下令全國男性官民一律剃髮。

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報之時，多爾滾即遣使諭給在江南前線的總指揮豫親王多鐸命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 十五日諭禮部道：“向來剃髮之製，不即令畫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製”。 要求禮部通告全國軍民剃髮。 規定實行期限，自佈告之日起，京城內外限於十日內，各地方，亦是在通令到達後的十日內“盡行剃髮”。 規定懲治辦法：“……自今佈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髮，巧辭爭辯，決不輕貸。”這是對民眾的。 同時要求地方官員嚴厲執行，更不許疏請維持束髮舊制，否則“殺無赦。”這是一道嚴令，只能執行，不許違抗。 很多文章都指出，滿清的辮子絕不僅僅是一個頭髮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滿洲統治者其實把辮子作為的“良民證”使用！ 多爾滾在順治元年五月講到剃髮令時，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別順逆”：“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以別順逆”！

剃髮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動極為重大，它激起了漢族各階層人士的反對，反抗以至於大規模的武裝鬥爭幾乎遍及全國，導致了長期的政局不穩，以至生靈塗炭。

時人陳確記：“去秋新令：不剃髮者以違制論斬。令發後，吏诇不剃髮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許多地方的抗清鬥爭不是始於清廷接管之時，而起於剃髮令頒布之日。 江陰人民壯烈的據城抗清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縣宣布剃髮之後，相率“拜且哭曰：頭可斷，髮不可剃”的情況下爆發的。 從閏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兩個多月期間，清軍對江陰屢攻不下，喪亡“三位王爺和十八員大將”，而江陰城中糧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戰士們卻士氣越發的激昂，高唱著“江陰人打仗八十日，寧死不投降”的雄壯軍歌。 清軍又調來西洋大砲轟城，八月二十日，江陰城被清軍攻破。 清軍攻進江陰後，十分痛恨江陰人民的頑強抵抗，就下令屠城，“滿城屠淨，然後封刀”。 全城人民“咸以先死為幸，無一人順從者。”大砍大殺了三天，被屠殺者達17萬兩千人，未死的老小僅有53人。 江陰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達80多天之久，打敗了清軍二三十萬的大軍，殺死了七萬五千多清兵，使其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中國通史》，丁文主編）。 在嘉定三屠後，當滿清統治者“如願以嘗”的將“削髮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頭的時候，滿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載：在滿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內民眾無一投降者。

在此之前，滿清自入關到佔領南京，其間無論是揮戈西征還是舉兵南伐無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許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傳檄而定，沒有受到十分頑強的抵抗。 為何如漢人的抵抗態度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呢？ 明末朝庭吏治腐敗、貪瀆橫行，官貴殷實卻國庫空虛。 為鎮壓農民起義和抵禦女真南下，明毅宗不斷向民眾加派三餉(剿餉、練餉、遼餉)，民不堪命怨聲載道。 咸認明庭橫徵暴斂不恤民艱。 孟子所言：“君視民如草介，民視君如寇仇”就是這個道理。 更早的詩經則有民眾的怒斥：“時日曷喪，吾及汝皆亡”！ 故無論毅宗自縊煤山或弘光被擒蕪湖民眾都不以為意。 因風傳滿清輕徭薄賦，漢人反而對於滿清則翹首以望，只要這傳聞屬實，漢民並不介意胡人帝於中華。 在華夏民眾看來，雖然金鑾殿的皇帝變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擾地照舊生活，中國仍然是中國，漢民照樣是漢民。 賦稅反正總是要交的，如果滿人皇帝輕徭薄賦豈不更好？ 待滿清剃頭令嚴厲重頒之時，民眾如夢大醒，遂怒不可遏。 原來滿人皇帝不僅是要自交稅服役，還要變我風俗習慣，毀我文化傳統。 按此胡服垂辮，華夏將成胡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植不萌（就可認為是亡國）。”而衣冠屬於風俗一項，所以當時百姓認為如果剃髮易服，則中國就不能再稱為中國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熱血者振臂一呼，應者云集。 一夕之間竟成燎原之勢。

明儒顧炎武很明確地把“亡國”和“亡天下”兩個概念區別開。 他的《日知錄》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與有責焉耳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認為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易姓改號，謂之亡國”，如滿清那樣使“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他還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與有責焉”。 這就是後人總結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換言之，歷史上的“易姓改號”的“亡國”就是“亡朝代”，“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國家”。 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顧誠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節寫道：“在漢族官紳看來，大順政權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號”，朱明王朝的掙扎圖存是宗室、皇親國戚、世襲勳臣之類“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紳士民沒有多大關係；而滿洲貴族的入主中原則是“被發左衽”（剃頭改制）， “亡天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應當奮起反抗。”
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對此頗感不解。 他們疑問為什麼“為保守頭顱柔順如羊之漢人，今則因保守其髮而奮起如虎”？ 漢族人民先“保守頭顱”是不願為保衛昏庸的腐敗明庭 ​​上陣拼殺。 後“奮起如虎”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民族尊嚴。 漢族的髮式衣冠是華夏民族文化傳統的象徵。 滿清要把漢族人民的民族尊嚴和民族感情踩在腳下，這就遭到了漢族人民堅決的浴血反抗。

相應的，為了保證推行剃法令能夠執行到底，滿洲統治者對起義反抗的義軍進行武力鎮壓，這種鎮壓，還伴隨著搶掠和血腥屠戮，以及殺人立威。

清廷頒行“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注意：“留髮不留頭”不是百姓的口頭闡，而是滿清的正式頒布的命令)、“剃髮易服，不隨本朝制度剃髮易衣冠者殺無赦”、“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以多爾滾為代表滿洲貴族發布的“屠城令”後，有蓄髮者立執而剃之，不服則斬，懸其頭於剃頭挑子所縛高竿之上示眾。

以嘉定三屠為例，滿洲統治者“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風柔弱”的江南民眾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崑山、蘇州、嘉興、紹興、江陰等地熊熊燃燒。 嘉定城中民眾不分男女老幼，紛紛投入了抗清行列。 然而，臨時組織的民眾義軍無法與滿洲正規軍和漢*軍的聯盟對抗。 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後，清軍蜂擁而入。 當屠城令下達之時，清兵“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草叢棘，必用長槍亂攪。”“市民之中，懸樑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清兵“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若見年輕美色女子，遂“日晝街坊當眾*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史家慨嘆：“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倖存者。”血腥屠殺之後，清兵便四出掠奪財物(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 。 朱子素的筆記《嘉定乙酉紀事》載“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殺持續了一日，約三萬人遇害，“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屍滿河，舟行無下篙處”（《嘉定乙酉紀事》下同）。 更有甚者，清軍“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等物三百餘船”，滿載而去了。

男丁押去莊園做農奴苦工，女的分配給滿人奴隸主淫樂。 被滿清殺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變紀略》，僅有抄本傳世，該書於乾隆四十四年被滿清禁毀。 而今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 書中對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進行了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清兵將婦女抓來“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輪*的獸性，更是人間罕見。

太平天國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討胡檄”中說的更詳細：“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犬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偽妖康熙，暗令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為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製度，今滿洲造為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康熙執政時設置“滿大人”，被老百姓稱呼為“官韃靼”，對其管轄下的民戶家女子擁有初夜權，但凡婚嫁的女子，第一夜是要送給滿大人“官韃靼”享用的。）

在這近兩代人的時間內，滿洲統治者不僅對反抗者進行血腥屠殺，而且，對已經順降者也實施嚴格的管控，只要對剃髮令的稍有懈怠，便立刻人頭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順治二年（1645年），江寧巡撫土國寶宣布：“剃髮、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鎮江知府從別處運來拒不剃髮者的首級示眾，威脅人民，貼出告示“一人不剃髮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

順治二年十一月，多爾滾往京東地區打獵，有人報告豐潤縣生員張甦之子張東海“不行剃髮”。 多爾滾當即派人將張東海斬首，其父杖責五十，革去生員名色，莊頭和鄰里四人分別受杖。

順治五年，黃州府廣濟縣民胡俊甫因居住鄉村，一度患病臥床，沒有剃髮。 知府牛銓下鄉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清朝法度厲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訴說災荒困苦。 深得“時中之道”的牛銓一眼瞥見這個蓄髮違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廣總督羅綉錦處請功。 結果“胡俊甫立正典刑，鄉保張讚宇、鄰佑張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該縣知縣郝光輔也以失察罰俸示懲。

順治十年，刑部擒獲了兩個沒有剃髮的人，“供系唱旦戲子，故此留髮；在外戲子似此尚多”。 順治皇帝立即頒詔：“剃頭之令，不遵者斬，頒行已久，並無戲子準與留髮之例。今二犯敢於違禁，好生可惡。著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內外通行傳飭，如有借前項戲子名色留髮者限文到十日內即行剃髮；若過限仍敢違禁，許諸人即為拿獲，在內送刑部審明處斬，在外送該管地方官奏請正法。如見者不行舉首，勿論官民從重治罪。”

值得一提的是，滿洲統治者在頒布剃髮令所要求的剃髮標準，並非現在人們常常看到的剃半個頭，而是將頭顱四周的頭髮都剃掉，只留一頂如錢大，結辮下垂。 在頭頂留髮一錢大，大於一錢要處死！ 那種清末才有的、現在不合事實地壟斷了所有清裝戲的陰陽頭髮式，放在當時也得死，因為滿清規定：“剃髮不如式者亦斬。”順治四年，滸墅關民丁泉“周環僅剃少許，留頂甚大”，被地方官拿獲，以“本犯即無*宄之心，甘違同風之化，法無可貸”為由上奏，奉硃批：“著就彼處斬”，縣官也以失察“從重議處，家長、地鄰即應擬罪”。

秦世禎《撫浙檄草》：“小頂辮髮”每個炎黃子孫，都被迫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頭髮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銅錢大一點，梳成一根小辮，叫“金錢鼠尾”式。 將四周頭髮全部剃去，僅留頭頂中心的頭髮，其形狀一如金錢，而中心部分的頭髮，則被結辮下垂，形如鼠尾，實在不堪入目，不過1647年清廣州剃髮易服令竟還無恥的說：“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福州遺民所撰《思文大紀》憤怒寫道：“時剃頭令下，閭左無一免者。金錢鼠尾，幾成遍地腥羶。”“華人髡為夷，苟活不如死！”（顧炎武《斷髮》詩）。

注：事實上，滿清髮式從明代到清末是一直變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髮式，與清末那樣的前剃後辮有很大距離，剃髮數量與結辮粗細差別很大。 在1595年，即明朝萬曆二十三年，朝鮮派往赫圖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紀程圖記》一書中詳細記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爾哈赤的營壘裡所見到的各方面情況。 其中關於髮式這樣寫道：女真習俗都剃髮，只留腦後少許，上下二條結辮以垂。 除上唇鬍鬚只留左右十餘根外，其餘都鑷去。 女真男性的髮式，即其剃髮的習俗，是將大部分頭髮剃掉，只留腦後很少的一點頭髮，結成辮子下垂。 如此得到了女真髮式的全貌：腦後留下小手指細的頭髮，擰成繩索一樣下垂，餘髮全部剃掉。 配合這樣的髮式，鬍鬚只留上唇左右十餘根。

而1644年日本商人竹內藤因海難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韃靼漂流記》一書。 書中這樣描寫清人的髮式：“他們的人都剃頭，把頭頂上的頭髮留下來，分成三綹編成辮子。他們男子把唇上的鬍鬚留下來，把下面的剃掉。無論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樣。”對於滿洲“留頭不留髮”的標準髮式“金錢鼠尾”，當時人也都有描述。 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遺編》敘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後事，記載滿人髮式，是所謂“金錢小頂”。

1799年，日本寬政十一年，偽嘉慶四年，中川忠英於長崎訪談清國商人，出版了一本專門輯錄清國人習俗的書《清俗紀聞》一書，其中《冠禮》卷的繪畫中，一側背站立的教書先生頭頂蓄髮，編一長辮垂於後背，其長度已達腰部，辮尾有髮帶系結。 從這張實圖上看，頭頂蓄髮，部位沒有變，但面積已遠不止於一個金錢大，而是足有4個金錢大，相當於一掌心的面積。 按照圖上的式樣同清初金錢鼠尾的情況相比，蓄髮從一個金錢變成四或五個金錢，數量比清初增多是明顯的，但是如果將剃髮與蓄髮相比較，剃髮還是主要的，也就是說剃髮佔大部分，蓄髮仍然屬於少部分。 而再過100年，即在揚州十日200年後，清人的辮子變粗了，剃頭面積變小了，由初期的金錢鼠尾式變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陰陽頭—半瓢”式。 陳登原《國史舊聞》中描述得：剃髮，就是把額角兩端，引一直線，依此直線剃去直線以外之髮。 現將清末髮式與剃髮令髮式比較一下，結果令人吃驚地發現，兩者雖是繼承演變關係，但差別較大。 前者幾乎將全部頭髮剃掉，只留腦後小手指細的結辮下垂。 而清末則將大部分頭髮保留下來，結辮下垂，僅剃掉極少一部分頭髮。 都是又剃又辮的髮式，卻給人以判若兩人的印象。 辮子和剃頭是成反比的，這時的辮子已經簡直比一條小蛇還粗！ 為什麼會長粗？ 遺老張鈁《清末社會鱗爪》記載：清軍“在打交手白刃戰時，將辮子纏於脖項，藉以避刀砍。所以軍人的辮子較大，如髮少則搭以假髮，或加黑絲線，以壯其形態。”就這樣，滿清的辮子，經歷了：鼠尾——豬尾——蛇尾的發展過程，才發展到我們今天認識的陰陽頭的形態。

孔子後人，原任陝西河西道孔聞謤聞聽剃髮令奏言：近奉剃頭之例，四氏子孫又告廟遵旨剃髮，以明歸順之誠，豈敢再有妄議。 但念孔子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 其定禮之大莫要于冠服。 ……惟臣祖當年自為物身者無非斟酌古制所載章甫之冠，所衣縫掖之服，遂為萬世不易之程，子孫世世守之。 自漢、唐、宋、金、元以迄明時，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誠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遺規，不忍令其湮沒也。 即剃頭之例，當時原未議及四氏子孫，自四家剃髮後，章甫縫掖不變於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變，使天下雖知臣家之能盡忠，又惜臣家未能盡孝，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 ……應否蓄髮，以復本等衣冠，統惟聖裁。 ”孔聞謤搬出孔子這塊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為例，滿以為可以為孔家抵擋一陣，保住先世蓄髮衣冠。不料卻碰了個大釘子，“得旨：剃髮嚴旨，違者無赦。 孔聞謤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 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 著革職永不敘用”，連孔子的面子也不給。這就揭穿了滿洲統治者所謂尊崇孔子的真面目：“奉行儒術，崇飾觀聽。 ”只不過是“南面之術，愚民之計”罷了。

這種“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極端殘暴的民族壓迫政策，使外國人也無比震驚：“至今為止，用如此殘忍的手段迫使一個民族放棄自己的風俗習慣，世界上還沒有類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類學入門》）。

剃髮易衣冠成了順治年間社會矛盾的焦點。 不僅激起了強烈新統區人民士紳的反抗，就連己然剃髮的滿洲忠順之臣、甚至滿洲貴族中也對此政策提出了疑議。 然而滿洲最高統治者推行剃髮易服決心之大，態度之堅決，絲毫沒有通融的餘地。

順治十一年（1654），自順治元年冬降清後，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統治者多爾滾、福臨的信任，官居吏部尚書、內院大學士陳名夏，因私下議論“只須留頭髮、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處以絞刑。 彈劾陳名夏的是早在滿洲還沒入關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內院大學士的寧完我，寧完我在奏疏中說：“臣思我國臣民之眾，不敵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統一天下者，以衣服便於騎射，士馬精強故也。今名夏欲寬衣博帶，變清為明，是計弱我國也”。 然而這裡，陳名夏很明顯只是出於對愛新覺羅皇室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議論卻觸犯了清廷的忌諱，所以被斬殺也在預料之中。

滿洲統治者的全國的統治確立之後，在滿洲貴族內部，也有人就冠服問題提出疑義，要求考慮恢復華夏衣冠，但滿清統治集團對內部的異議也堅決予肅整，文才極高曾甚受皇太極信任的滿族文臣庫爾纏因主張漢化終見惡於皇太極，被藉故處死。 順治說：“寬服大袖，以待人宰割乎？”可見其警惕之心，時時刻刻！ 同時，“衣服騎射，不可輕變”這也是皇太極早在入關之前就 ​​告戒過滿洲貴族們的“祖訓”。 皇太極總結以前遼、金、元的教訓認為：游牧貴族一旦從馬背上下來，就很快淹沒在漢化的潮流中。 所以，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同化”他們的裝束絕不能改變，同時，滿洲胡服也是保證騎射的必要。

滿洲統治者的心願：誓死也要剃掉最後一個漢人的頭髮，誓死也要換下最後一件漢族的服裝！

清廷在招降鄭成功、鄭經父子時，總提出以剃髮、登陸為前提條件，鄭方則堅持相反的意見，雙方議論不決。 1662年，鄭成功病故，鄭經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鮮舊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辮髮易衣冠”，清廷不許。 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國大陸的統 ​​治已經完全確立下來，“反清復明”也成了一句空話，清、鄭雙方還在為臣服的方式、辮子衣冠的問題爭執不下。 最後，鄭經提出，台灣全島皆可剃髮、換裝，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換，清廷也仍不許。 鄭家軍最終沒能保住衣冠，1683年，清軍入台灣，消滅了鄭氏餘部，滿洲貴族的剃掉最後一個漢人頭髮的鴻願也終於“大功告成”！

在屠殺與抗爭了三十七年之後，漢服最後從華夏的土地上消失。 滿服的長袍、馬褂、瓜皮帽，再加一條金錢鼠尾的裝束，就這麼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來了。

●第二節滿清最高統治者為何如此堅決的要判處華夏衣冠死刑

現代有些學者強烈批評當年滿清統治集團“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民族壓迫政策。 並指出這是激起漢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清朝統一中國的步伐本可在兩、三年之內完成，但結果卻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 這些學者講的當然很有道理，但卻忽 ​​略了滿清統治集團所採取的這一血腥措施雖然增加了它統一中國的難度，但卻帶來了它的“長治久安”。 說來，這也是它在吸取了許多歷史經驗教訓後所做出的深謀遠慮的決策。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況。 人數遠比華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憑藉其悍戰和機動，通過殘酷的殺戮來征服農耕定居的漢民族。 然而在佔領中國全部或部份後，他們都永遠面臨這樣一個難題：怎麼統治漢民族？

元蒙初年曾有蒙古將領向元主窩闊台建議：“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 即殺光漢人，從而把耕地都變成牧場。 不過持這樣瘋子般觀點的人畢竟還是極少數。 因為稍有正常思維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殘酷殺戮手段不是為殺戮而殺戮，而是用於征服漢人。 征服漢人則是為了榨取漢族人民的血汗。 如果把漢人都殺光了，誰來供他們役使？ 誰來勞作給他們的豪華奢侈生活提供各類消費品？ 不殺無反抗舉動的漢人而只是壓榨役使他們，這就是說要統治他們。 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統治則非但不能只用屠刀。 而且更經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種制度。 而製度又往往要以文字來體現和用語言來傳達。 由於漢人的數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的幾十上百倍甚至更多，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語言向漢族民眾下達徵調的命令。 又由於入塞少數民族文化上極為落後，沒有文字或只有剛創制不久相當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難以使用它來陳述較複雜的條文。 更不可能教化漢人去認識這種文字。 有鑑於此，征服者不得不學著使用漢語漢文。 如果事情僅此而已那局面還不算嚴重。 問題在於征服者中的某些人會因“工作需要”學習使用漢語漢文而發展至對漢文化的嚮往和傾慕。 在文化層面向華夏趨同。 另一些人雖厭於讀書，但定居的舒適生活使之疏懶怠倦貪圖安逸，以至弓馬廢弛刀槍崩銹，有如過往毫無尚武精神的漢族士大夫那般。

滿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顏女真就曾走過這樣一條由盛及衰的路。 它之前的契丹之後的蒙古也都走上這條不歸路。 再往更遙遠的歷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強悍，最終也融化在漢文化之中。 鮮卑拓跋部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 它以血腥的屠殺統一了北中國。 一百年後，有位叫陳慶之的南朝人有機會到洛陽。 他一看真是大開眼界。 回到建康到處對人說：昔日我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地，豈知衣冠人物俱在中原，為江東所不及。 這說明經過幾代人的時間，拓跋鮮卑已完全接受漢文化。

滿清帝國的開創者努爾哈赤、奠基者皇太極、實際締造者多爾滾都通曉漢語漢文。 努爾哈赤熟讀<三國>、<水滸>。 皇太極、多爾滾對華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 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餘，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懷憂慮。 祖先的前車之鑑時時在他們腦際敲著警鐘。

僅以保持本民族的統治地位為目的是不夠的。 如果統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習俗上的徹底消亡為代價，那有什麼意義呢？ 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於華夏，那統治地位也就只是鏡中之花了。 再下一步就是統治權輕易地轉到純粹漢人的手中。 就像楊堅代周那樣。 其結果是本民族徹底消失。

滿洲統治者懷有更高的企圖心。 那就是既要保持滿族對漢族的統治，又要務使不被漢族同化。 換言之，決不重蹈先輩們的覆轍。 從實際上考慮，確實不可能要數量數百倍於滿族的漢族民眾習滿文滿語，但卻可以要漢人丟棄自己民族的衣冠髮式而依從滿族的衣冠髮式。

民族文化的構成除了文字語言外還有衣冠髮式風俗習慣等。 如果說語言文字是文化的內涵，那麼衣冠髮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觀。 滿清征服者不得已從漢語漢文，但若能令使漢人皆從滿族衣冠髮式那也差強人意。 而且很多時候外觀重於內涵。 外觀一眼便及，內涵須進入才知。 更何況大量的漢族民眾都是文盲、半文盲。 對於他們來說外觀幾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層，還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奧秘。 那就是外觀的相同可以營造一重“同類項”的感覺。 全國所有的人都剃髮垂辮窄衣緊袖，原有的華夷之辨一說就似乎失去了依據。 說華皆華，說夷皆夷。 漢族在形貌上已被滿族同化。 至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 關鍵在於人數極多的漢人已不再把人數極少的滿人視為異類。 因為起碼在服式髮式上已無可把漢人滿人加以區分。 恍然間漢人可以體認這個政權並非外來之物。 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權，所以也就不容易萌髮將其驅離的念頭，那麼滿清也就可以安然渡過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 換句話說：滿洲貴族為改換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為他們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國“屬夷”的身份來統治不論從經濟、文化還是人數、地域上都遠遠高於他們的漢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毀漢民族的民族自豪感與文化優越感，改換衣冠可以造成一種“同類化”的假象，避免漢人因“華夷之辯”而引發的“亡國之痛”與“故國之思”，保證自己的長久統治。 （同一目的另一措施是大興文字獄）所以滿清在對冠服的政策問題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 這種的深謀遠慮決不會為一時的困難所動，更不會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軟。

其實，剃髮易服政策，並非女真--滿洲統治者的專利，歷朝歷代，每逢漢族人淪為異族統治者的奴隸時，常常伴隨剃髮易服的悲劇發生，滿清只不過是做得最堅決、最徹底的一個。

例如第一章第二節所述：在宋朝，金人天會間就曾向漢人下令削髮，不如金人式者死；元初也有過要漢人剃髮令，即令在京士庶須剃髮為蒙古族裝束。 （《中國古代服飾史》周錫保1984年9月版）；朱元璋“壬子，詔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紀太祖二），就算是在最強盛的唐朝，吐蕃也曾對漢人強行推行蕃化政策，其具體內容見下。

吐蕃佔領敦煌初期，尚乞心兒強行推行蕃化政策，讓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學說蕃語、赭面紋身。 當時“河洛沸騰，……並南蕃之化，……撫納降和，遠通盟誓，析離財產，自定桑田。賜部落之名，佔行軍之額”，落蕃漢人從此不得不形遵辮髮，體美織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內心銜怨含恨近百年而無路申屈。 吐蕃人的蕃化政策甚至從嬰兒就開始實行，“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成年人也逃脫不了“解鬟鈿而辮髮”的命運。 吐蕃人強迫沙州漢人說蕃語、左衽而服、辮髮紋身，這一系列政策無非是想從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等方面消滅民族差別，希望漢人從一出生就把自己當成吐蕃人。

吐蕃的這種蕃化政策，不僅限於沙州一地，而是在蕃佔的整個河隴地區推行。 但落蕃的漢人並沒因身著蕃裝、口言蕃語而生出一顆吐蕃心來，他們依舊懷念著大唐，依舊記得自己曾是大唐子民，他們蕃服、蕃語、漢人心。 當唐使劉元鼎出使吐蕃時，在龍支城，數千老人向他邊稽拜邊哭泣著，他們向劉元鼎詢問大唐的天子現在還好嗎，其中一位說“我們跟隨軍隊在此沒蕃，現在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還記念我們這些可憐的落蕃之臣嗎？大唐的軍隊何時到來呀？”說到這裡，已經嗚咽地說不出話來。 劉元鼎悄悄問他是哪里人，他 ​​說原是豐州人氏。 沙州漢人更是沒有忘記曾是大唐的子民，他們雖身著蕃裝臣於蕃虜，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時候，都穿上中原漢人的服飾，號啕大哭，東向而拜，祭後再將漢服脫下秘密藏起。 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許多落入吐蕃的漢人都未能見到敦煌重歸大唐的那一天，而當他們即將面對死亡的時候，他們總是囑咐自己的子孫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是大唐，後輩們為死去的先人穿上漢人的服色出殯入葬，使先人能夠帶著一點安慰在另一世界實現回歸大唐的夢想。 唐代元稹的《縛戎人》詩說：

眼穿東日望堯雲，腸斷正朝梳漢髮。
近年如此思漢者，半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子孫學鄉音，猶話平時好城闕。
老者儻盡少者壯，生長蕃中似蕃悖。
不知父祖皆漢民，便恐為蕃心。

吐蕃統治下的漢人，無時無刻不懷念著大唐和痛恨著吐蕃。 落入蕃中的漢人，除了公開的反抗以外，還常常計劃出逃，在白居易的《縛戎人》中有云：
一落蕃中四十載，身著皮裘系毛帶。
唯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
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殘筋骨，更恐年衰歸不得。

為了鞏固統治，吐蕃還實行:統治形式游牧化、土地實行突田制、行政司法相混成等一系列政策。

吐蕃統治者實行蕃化政策的目的是同化蕃佔地區的人民，但實際上，吐蕃與占領區其他民族間的矛盾始終未能消除，蕃化政策的實行反而激發了落蕃人民“永拋蕃醜”的鬥志與決心。

●第三節剃髮易服的結束只是華夏衣冠消失的開始 

滿清的鐵腕鎮壓，完成了剃髮易服的誓言。 然而，剃髮易服的結束只是華夏衣冠消失的開始。

滿清王朝的在全國統治剛剛確立之時，儘管全國老百姓都被迫剃髮、換裝，但殘存的反抗、抵觸意識並沒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際，有人還是看不慣滿式衣冠，他們鄙薄地說：“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同時感嘆明朝“衣冠文物”。 乾隆中，江西撫州金溪縣生員劉震宇著《佐理萬世治平新策》一書，抒發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觀點，被乾隆發現，認為他大逆不道：“劉震宇自其祖父以來，受本朝教養恩澤已百餘年，且身到黌序，尤非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制，居心實為悖逆”。 為打擊與他有同樣思想的人，拿他開刀，以儆其餘“將其處斬，書版銷毀”。

在滿清，“漢服”是政治高壓下的過濾詞，同屬於文字獄性質的政治問題。 《研堂見聞雜錄》：“功令嚴勅，方巾（漢服一種帽子）為世大禁，士遂無平頂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窺瞷，慘禍立髮，琴川二子，於按公行香日，方巾雜眾中，按公瞥見，即杖之數十，題疏上聞，將二士梟首斬於市。”從符號學來看，清朝統治者通過禁絕“漢服”的所指，來抹殺“漢服”的能指。 形式層面的消亡最終導致意義層面的斷缺。 從語言學來看，“漢服”有其語形無其語義，“衣冠”、“唐裝”、“華服”等詞彙也失去了實質性的依托成為虛假概念。

另，為預防滿清貴族內部也出現嚮往漢服的思想趨向，乾隆又把皇太極的“聖謨”抬出來當“整風”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極一樣，“現身說法”。 而一天，弘曆身著漢式皇帝的冕旒兗服召見親王大臣，問是否像漢人，眾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後答“皇上於漢誠似矣，於滿則非也。”這話正中弘曆的心坎，乾隆於是把“祖訓”大大稱讚一通：“朕每敬讀聖謨，（指皇太極關於恪守滿式衣冠服制的訓誡）不勝欽懍感慕，……我朝滿洲先正之遺風，自當永遠遵循。”又繼續發表了新的“祖訓” “衣冠必不可輕言改易” “所願奕葉子孫，維深根本之計，毋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訓，庶幾不為獲罪祖宗之人。”可知，堅持滿式衣冠，始終是清王朝前後一貫、堅定不移的基本“國策”。 （從這裡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漢人老百姓在民間私穿漢服就要被問罪砍頭！滿洲貴族自己又在宮廷裡偷著穿。現存的故宮藏畫中，有大量胤禎、弘曆（雍正、乾隆）父子衣著漢服的畫像，也說明了這一事實。）

由這些也可知道，漢裝雖然消失在漢人的生活中，但是滿裝髮飾並沒有馬上就完全被漢人所接受，特別是思想意識上的認可。 有些漢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始終懷有民族感情，懷念漢族的衣冠制度，這種隱藏在人民意識正是漢服的另一種存在方式。 但滿清標榜滿漢一體的衣冠髮式，正不斷地麻痺著廣大的“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漢人的神經。 這種反抗情緒雖然始終沒有完全消亡，卻也越來越趨於淡漠，有這種意識的人也越來越少。 當因剃頭令的殺戮逐漸被歷史的塵埃遮蓋，漢族士人一批批趕往科舉考場再派往四處為官之時，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一幕幕人間“悲”、“喜”劇還在繼續上演。

清初的北京居民見到身著漢式衣冠的朝鮮使臣，還痛哭涕泣，到清中葉，再見到同樣的衣冠，反覺驚訝，認為自己的剃髮垂辮、窄衣緊袖，才是“華夏正宗”。

滿清政府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 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當剃髮易服砍下了最後一個具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漢人的頭顱時，就決定了在華夏上大上葬送的不僅僅是一襲衣冠。

魯迅先生回憶說：

“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桿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劈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著，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裡，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著犯人的辮子的形象，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豬尾巴。”

更可笑的是，到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孫中山下“剪辮令”，下台之後的滿清親貴沒有似明末漢人那樣發出“頭可斷，辮不可剪”的“悲壯”呼聲，反倒是張勛、辜弘銘這一類以忠臣自居的漢人，“奉豭（公豬）尾為弘寶”（把大寶貝），搥胸頓足、如喪考*的不肯剪辮子！ 兩百六十幾年前他們的祖先為抗拒滿清垂辮流血犧牲。 而今他們卻為保存這滿清垂辮搥胸頓足。 他們已經把滿清通過血腥屠殺強加給華夏民族的髮式衣冠當成了自己原有的東西。 這貨真價實的數典忘祖說明了當年滿清的深謀遠慮終究對漢人產生了多麼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最發人深省的是，漢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滿清政府實際上還是不得不做出 ​​了一些讓步，發布了“十從十不從的”特令，其中男從女不從一條，使得在殘餘的漢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飾——漢服女裝。 為易服而來的血腥屠殺，雖然在女裝消失之前就 ​​已經停止，但翻閱歷史畫卷，我們不難發現，“未經血腥洗禮”的清朝漢族女子的服裝，看起來卻與其它朝代的服飾是如此的不同。 自然條件下，漢族服飾的存在與演化是相對穩定的。 我們很難辨別相隔數千年的先秦女裝與明代女裝，卻很容易區分相臨明清女裝。 同時，我們又很難說出清朝時漢女服飾與旗女的服飾有多大區別。 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間，雖然旗女是通體一身的旗袍，漢族女子依舊是上衣下裳的式樣，但只要延長上衣，蓋住腳麵，漢女的這種裝束，在表觀上就幾乎與滿人的旗袍一般無二了。 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漢服的時候和漢女穿旗裝的需要。 在滿清漢族女裝中，大量使用的立領盤扣和琵琶襟，以及緊鎖的領口都是滿裝的主要風格。 可以說，至此時，漢族的女服已經全盤滿化了。

為什麼漢族服飾中的女裝，最終還是徹底的從漢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們知道，漢民族傳統服飾是“以華夏（漢後又稱漢民族）民族文化為基礎，通過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獨特華夏民族文化風貌性格，明顯區別於其它民族的傳統服裝的裝飾體系。 ”換句話說，漢族服飾並非只是一類服飾簡單加和，而是具有漢民族文化和精神內核的有機體系。 漢民族的文化的肢體是傳統的禮法制 ​​度、文學藝術、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內核，或者說靈魂，就是對華夏民族的認同。 “認同”是一種情感，也是一個方向，她指引著一切具有社會屬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脫離它們本來的歸屬中心。 “民族認同感”則指向著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標誌著不同民族間的差異（整體性、向心性、差異性）。 “認同”是漢（華夏）文化的基礎，也是華夏文明的命脈，始終貫穿著華夏民族文明的發展，她使華夏民族得以生存發展，更是使華夏文明在與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會喪失自我的根本。 在或者說，沒有對華夏民族的認同，華夏文明就無從談起，更不要說健康的發展。

剃髮易服，雖然僅僅換掉了男性的衣冠，但這卻是佔漢族社會生活主導者的服飾。 漢人認為“定禮之大，莫要於衣冠”，中國歷來就有“衣冠之製”之稱，所以衣冠是漢族禮法制 ​​度的根基，而漢服男裝又是這一根基的主導。 漢服男裝的消失，使漢族社會原有的禮儀制度也隨之解體，漢族服飾不再受原有漢族傳統法度的約束。 同時，滿清剃髮之時，殺人立威的做法著實嚇倒了那些活下來的漢人（有“留髮不留頭”氣節的人都殺光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權都難以保障的情況下，漢族原有的“禮義廉恥”等傳統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沒。 最重要的是滿清統治者成功的淡化漢人對華夏民族的認同情。 通過剃髮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製造出華夷類同的現象，利用科舉收買拉攏部分漢族士紳，再配合文字獄、禁海令等等徹底斷絕一切使漢人可能回憶起自己民族屬性的途徑。 一步步消磨漢人的民族感情。 漢人對本民族傳統習俗的堅持淡化了，更多的卻是對統治階級優越生活方式的嚮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嚮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一樣）。 失去了的漢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認同的精神內核，殘存下來的漢族女裝，在統治階級的誘導下，向滿裝變質實是早已寫定的結果。

靈魂失去的同時，便是軀體腐爛的開始----清朝漢女著裝的滿化，實是滿清統治者對華夏文化的破壞和對漢族精神扼殺的具體體現之一。


註一：十從十不從內容：

1。 “男從女不從”：男子剃頭梳辮子，女子仍舊梳原來的髮髻，還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蓮的陋習，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紛紛效仿，以此為美。

2。 “生從死不從”：這條即“生降死不降”。 說的是人活著時穿滿人服飾，死了則穿明朝服裝，所以人死入殮，還是用明朝的服裝。

3。 “陽從陰不從”：既然“生從死不從”，那麼陰世的事，像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漢族傳統佛道教習俗辦理，不從旗人習俗，所以叫做“陽從陰不從”。

4。 “官從隸不從”：做官老爺的，吃皇糧辦公事，觀瞻所繫，自然須頂戴花翎，身穿朝珠補褂馬蹄袖的清朝官服。 但隸役依舊是明朝“紅黑帽”的打扮，這就是“官從隸不從”。

5。 “老從少不從”：孩子百無禁忌，穿什麼都可以，但一旦長成，還是要按旗人的規矩辦。

6。 “儒從而釋道不從”：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樣。 在家人必須改穿旗人的服裝，並剃髮留辮。 出家人不變，仍可穿明朝服裝，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著明朝的服裝。 現在明朝服飾變成僧人的製服，只有“出家人”才穿了。

7。 “*從而優伶不從”：**從，唱戲演員不從。 戲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飾怎麼演？ 廢話一句。

8。 “仕宦從婚姻不從”：這條可參照“男降女不降”。 漢族男子投降，女子不投降，這也是指服飾。 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禮服，女子則依舊穿明朝的禮服，即所謂的“鳳冠霞帔”。

9。 “國號從官號不從”：改朝換代了，國號大清，叫大明當然不行。 但官號就不必再另起爐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總督巡撫等，省卻許多麻煩;

10。 “役稅從文字語言不從”：滿人有滿人的語言文字，跟漢語言當然不同。 滿清入定中原後，滿語被定為國語，同時也使用了各個的民族語言文字，後來具有許多優點的漢語終於戰勝了各種少數民族語言，連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漢文，說起漢語了，使得漢語反而更像國語了。

註二：漢服與滿裝在外觀上的區別

滿裝的工藝，雖然很大一部分是來源於漢族文化，但是滿族服飾也有著他自身的風格特徵，能夠明顯得區別於漢族傳統服飾，在此本書從五個方面來講述漢服與滿裝在外觀的區別。

線型第一

漢服滿裝同樣都是採用平面剪裁，但是，漢服用料，遠遠大於覆蓋人體的需要。 在裁剪之時，看上去雖然是平面直線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會隨著人體的結構，呈現出不同的曲線，無論從正面、側面、背面，都十分優美動人，和環境共同成為靈動的藝術品。 有人說“中國人做衣服不看側面。”這實際是十分不了解中國服飾片面觀點的。 漢服不僅重視人體的各個側面的線型，而且還注重人與環境對服飾的影響。 如果說西服是三維的藝術，那麼漢服至少是四維（加人體結構和動作）甚至是多維（加氣流等環境因素）的藝術。 而滿清服裝，剪裁的時候是平面直線，穿上之後還是平面直線，而且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線。 還要強調的是，和服和滿裝一樣，都是直線造型，與漢服是完全不同的風格體現。

鬆緊第二

流行於少數民族地區或游牧民族的服飾，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於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 這點與漢族服飾的寬懷豁達截然不同。 即使在滿清末年，旗人服飾大量吸收了受漢人的影響，也逐漸趨向寬大，但滿清服飾的寬鬆程度仍遠遠不比了前代。 例如：漢族傳統服裝中，貴族服飾的大袖，不僅是袖徑的寬大，也表現為袖子的長度超長。 官員與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後，又可以挽回相當的長度。 而滿裝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樣，袖子僅僅到腕，比滿裝的還短)。 漢服袖徑寬大時可到四尺，而清裝最寬時也遠遠小於這個尺度。 這種寬大的剪裁，使得漢服在穿著起來之後，可以行成如行雲流水般的流線，隨風而動，但毫不拖拉。 而滿裝，即使是貴族服飾，即使後來袖子變寬，但是這種單純的加寬袖徑、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無現於漢服灑脫的仙道之風，而且還使衣服看起來顯得鬆散逛蕩。 所以分辯”鬆緊”，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 漢服滿裝的鬆緊之別，也是線形之別的原因之一，但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如滿裝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體現等等。

滾鑲第三

滾邊也是漢服中曾出現的元素，滿裝的滾邊，實是參照漢服而形成的。 但是漢服的滾邊，多是輕描淡寫的一道，為了加固衣領、袖口等等。 所以多是單色或繡以簡約、主題突出的紋飾。 而滿裝卻客意地強調那道邊的裝飾性。 滿裝能夠一件衣服上繡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 至咸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 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 此時的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難以為繼，清廷內外交困，國力式微。 但清式服裝對細節精緻要求的苛刻，恐怕卻在此時達到了有史以來最厲害最繁瑣的地步。 (這件滿裝的滾邊佔了服裝面積的四分之一，在漢服中從未有過如此寬闊絢麗的滾邊。)

飾物第四

滿清裝的飾物，都來源於漢族藝術。 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 但是，同滾邊一樣，都是無重點的到處應用，無主題的強行拼湊。 本書以婦女頭飾為例，比較一下兩者之間的區別。

漢女很重視髮飾，很早就創造出了造型千姿百態的髮髻，華美而不失自然。 無論從哪一角度看，都是十分美麗的。 而步搖等等，也如漢服之流線一樣靈動。 很顯然，滿族婦女是很羨慕此點的。 所以旗女也開始刻意裝飾頭部。 滿族最常用梳的頭飾叫“兩把兒頭”(或者叫“燕尾”)。 梳“兩把兒頭”很複雜繁瑣，首先需要有一個較長的飾物叫扁方，它長約20厘米，寬約3厘米。 梳頭時要先用自己的頭髮將髮纂的底座梳出，即頭後邊的“燕尾”，而且還要留下兩綹頭髮。 在頭頂安好那用黑緞子和鐵絲裹好的架子，再用這兩綹頭髮往上梳，從左右兩側經過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種簪子、花穗子等裝點起來。 這種造型，就如同開了屏的孔雀，只能從正面觀看，不能從其它角度去觀察，尤其不能從後面去觀察。 這種浮華、表面化的裝飾與滾邊一樣，都是極為膚淺的審美下所產生的“二維”退化品。

拓撲第五

例一，女子頭飾

漢女和滿女都用頭髮和飾物對頭部的進行延展，並在延展區上進行修飾，但是，兩種延展方式的所產生的視覺效果卻是截然不同的。 漢女頭部的延展區與頭部是一個整體的，而旗女則是兩截分開的。

例二，襟與衽

滿裝的大襟本是來自漢服的右衽交領，但給人的視覺效果卻完全不同，他們的拓撲近似有著本質的區別，漢服的右衽給人的感覺依然是道完整一體的曲線，而滿裝卻是線與圈的組合。

在明朝漢服中也曾用過。 但並不普及。 釦子雖然方便，但是安裝在衣服飾上的盤扣，屬於短線型，這漢服整體流暢的長線型風格不符。 所以僅在必要的地方，如內衣的領口用一用，而且多是沿著衣服剪裁線使用，如領口等。 但是滿裝，卻在所有的衣服連接處使用盤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滾邊上使用。 使得原本是已經十分突出的多彩條紋又加了幾個突兀”橫道”。 這樣，原來呈平行的紋路上就多了幾個截斷，形成了幾個”*”字。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漢服在製作時，這種明顯的“交*”線極少出現！ 所有的線條都是平行出現，形成如國畫中鐵血描一樣的線條。 而滿裝，卻在自己的衣服最明顯的部位“打*”！ 破壞了原本的線型結構。 從拓樸學的角度講，“相交”與“不相交”是兩種有著本質區別的圖形。

由上面幾點可見，量變產生質變。 滿漢服飾，雖然同樣採用漢族的絲綢印染、刺繡紋飾、平面剪裁等等工藝技術。 但是漢服渾然天成的自然之美與滿裝零零碎碎、東拼西湊的風格卻是格格不入的。

服飾風格與民族個性，文化內含和社會地位有直接關係。 滿族做為落後民族，因為漢*和中原內亂而意外入主中原，尤如一夜暴富的暴發戶。 為了顯現地位的變更，所以極力追求最華貴的裝飾效果。 而膚淺的文化修養，卻使他們只懂得去欣賞表象的華麗，而無法理解其內涵的神韻。 所以形成了滿風矯揉造作、浮華怯豔的特點，不倫不類，實事是審美的退化。

可悲的是，受這種”暴力地位強勢、文化修養空白”的統治者風氣影響，原本因”十不從”保留下來的漢服女裝，也和漢族的民族氣節一起，逐漸退化腐朽，到了乾隆年間，就全盤滿化變質，與當時滿人的著裝風格一般無二了。

“桔生淮南則為桔，桔生淮北則為枳。”由此可見，漢族服飾的漢文化主導性，神韻，體現漢服的內涵，失去漢文化的土壤，服飾文化也會變質。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服飾，雖然與漢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在其內涵、神韻及靈魂深處早已脫離了漢族傳統文化的範疇，所以不能稱之為“漢服”。

●第四節華夏徹底消失的危機與中國服飾的尷尬

可以想像，一旦漢人哪天忘記了那段歷史，不再認同漢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飾，那麼就真的萬劫不復了。

清未民初的中國人雖然沒有忘記歷史，不過卻沒有恢復華夏衣冠，甚至沒有恢復對民族對華夏衣冠的認同。

辛亥革命後，激進的革命黨人根據日本學生服制定了中山裝；而一些保守的知識分子索性穿起了滿清遺留下來的馬褂；中間派在服裝問題上則選擇了改良主義。 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袍”。 本來旗袍是指旗人（不論男女）穿的袍服，但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旗袍，是指1920年代以後興起的新式女裝。 這種新式女裝是在舊滿式女旗袍的基礎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緊身合體，並加大了服裝外露程度，充分顯露出女性的身體曲線美。 新式旗袍最早在上海的女學生中開始流行，一時間穿新式旗袍成為新時代新女性的象徵。 到1930、1940年代，旗袍進入全盛期，成為中國女性的標準服裝。 當年倡導剪辮的孫中山先生，卻在他的陵寢內立著身著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慶齡女士則一生衷愛旗袍。 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凱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據漢式傳統服裝設計了寬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 袁世凱的皇帝夢如曇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漢族傳統服飾也成了“封建殘餘”被丟進了的角落。

革命黨人提倡的中山裝太為西化，沒有什麼東方的特點，外國人也沒有把中山裝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服裝來理解。 而旗袍則東方風味濃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認，博得一個洋名“CHINA DRESS”，旗袍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稱為“CHINA BUTTON”。 但大多數洋人並不知道所謂“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與占中國人口90％以上的主體民族漢族的民族傳統服飾――漢服，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血緣聯繫，即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審美觀，更沒有華夏民族的文化底蘊。

實際上，世界各國，對中國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著辮子的滿清人打扮。

偶爾翻看一日本人繪製的漫畫“水滸傳”，裡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辮子的！ 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繪製的徵氏姐妹“打敗”馬援漢軍的宣傳畫，其中的東漢官兵居然也拖辮子！ 亞洲國家尚且如此，歐美洋人自不必說！ 可怕的是，中國的傳媒還在拼命給國人強化這一印象，甚至許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辮子當成華夏民族的“專利”，如此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自我醜化，淪為萬國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讓炎黃子孫汗顏！

漢服在中國本土消亡了，但卻在我們的鄰邦——東瀛日本保留下來。 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幾乎是全面仿製唐文化，日本在“飛鳥時期”（6世紀至710年）發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大化改新”（635年），打開了全面向中國學習的大門，在之後約300年間，大量的“譴唐使”和東渡的僧侶、學者、工匠、技術人員，把中國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產技術、建築、繪畫、雕塑、音樂、文學等大量傳入日本。 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進、吸取唐代漢式服裝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稱為“唐服”，雖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傳統漢式服裝的基本特點：上衣下裳相連、沒有衣領、右衽、衣袖寬大、用衣帶、不用衣扣。 不過和服和標準的唐代漢服還是有些區別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歷史上的唐代漢服比較起來，稍顯拘束、小氣，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種寬容、大氣、自信、傲岸的氣派，這也是環境使之然，島國之人畢竟沒有唐代中國人那種寬闊的胸襟與博大的胸懷。 最具反諷意味的是，終生拖著辮子，以滿清忠臣自居的封建餘孽辜弘銘，到東瀛，見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後，竟然流著眼淚感嘆：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國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在滿清最興盛的時代，不斷有中國船到長崎，也不斷有一些遇見風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個地方。 之間常常會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當時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國漢族人對當時辮髮易服很在意，但便便“哪壺不開提哪壺”，就要喜歡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開已經漸漸平復的舊時傷疤。 一個叫做伊東龜年的人，就曾經當著中國人說: “大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製胡服，蓋是矣。”還說，“今也，先王禮文冠裳之風悉就掃蕩，辮髮腥羶之俗已極淪溺。則彼土之風俗尚實之不可問也”。 現在還留下不少當年日本人好奇的繪畫，繪畫中的清國人都是“辮髮胡服”，與史書記載中的華夏衣冠和他們想像中的中華人 ​​物，已經有了很大差異，於是，他們特別仔細地詢問，並且用畫筆把他們的形像畫下來，不僅是獵奇，也藉了這種外觀的描述，表達一種文化上的輕蔑。

日本人的邏輯很有趣，一方面他們覺得中國衣冠已經成了野蠻胡服，滿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證明自己衣冠是文明傳統，卻又還得證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華漢服。 因為只有證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華正宗，才能證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國。 所以，他們不斷在漂流人那裡尋找自我證明。 一個叫做關齡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東坡巾，告訴中國人說，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 而且故意問中國人說，你們那裡一定也有這樣的衣服吧？ 中國船員仔細看過後，只好尷尬地承認，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見於演戲列朝服飾耳”。

不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來，音樂也一樣有正、閏之分。 他們追問中國船員，你們聽過朝廷的樂曲嗎？ 好面子的船員回答說，“細樂即唐時樂曲，但孔子祭即古樂”。 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覺得，既然中國現在被滿清統治，而滿清就是蠻夷，蠻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漢文化，音樂也一定是胡人樂曲。 所以本田四明就追問，清朝的廟堂音樂究竟與古先王之樂有什麼差異？ 儘管漢族船員一直堅持說“此刻祭祀與文王一般”，並引朱熹作證，說朱熹是宋朝大儒，四書的註釋都是他寫的，清國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樂曲也一定是文王之樂。 但是，這個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卻反唇相譏地說：“不待足下之教。四書集注，不佞初讀之，疑禮學非孔子之意。已而廣涉諸家，未嘗知有謂古之樂猶存焉者矣。蓋貴邦今上，由賁（墳）典以新制清樂邪？”儘管中國船員仍然堅持“今清亦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還是直截了當地說：“貴幫之俗，剃頭髮，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

在這種看上去義正辭嚴的話面前，中國船員只好以退為進，勉強遮掩應答說：“僕粗以見識，自幼出外為商，其詩書禮樂無識矣，恕罪恕罪。”

除日本的和服，朝鮮、越南的民族服飾也受到漢服的影響，朝鮮、越南立國上千年來，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國當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飾、髮式都和中國相似。 （朝鮮、越南上千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國。其中，越南古稱交趾，或交洲，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國的直屬郡縣，公元939年，吳權建立吳朝，成為獨立的封建王朝。）在服飾上，尤其是宮廷禮服，國王、大臣的朝服，幾乎就是中國漢族王朝宮廷禮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不過造型顯得小氣而已，因為朝鮮、越南是中國的藩屬國，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禮數，不能超過宗主國。 以漢式帝王的正式禮服——冕旒兗服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鮮、越南是六旒的。 朝鮮的民族服飾至今還在延續，越南的民族服飾持續到法國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存留。 清王朝統治中國之後，日本、朝鮮、越南與中國的文化聯繫逐漸減少，心理隔閡逐步增加。 尤其是朝鮮人，表面上，迫於清廷的兵威，按期前來朝貢；實際上，對清廷充滿怨氣，背地裡把清廷稱為“虜朝”，把滿清皇帝稱為“胡皇”，並堅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禎紀年，一直延續到崇禎374年。 朝鮮人認為，清王朝統治中國，“華夏已亡”，所以自己以“小中華”自居。

最可笑的，是中國人自己，上千年漢唐衣冠喪失殆盡，穿個滿人的馬褂，卻叫“唐裝”。 至於“旗裝”，可以望文生義，也就是旗人婦女的袍服，雖然今天的“旗裝”和清代滿族女子的旗裝比較起來略有變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點：立領、緊身、衣袖窄小，用衣扣。 真正見到漢人發明、創造的寬衣大袖是卻稱為“和服”，而和漢人的傳統服裝沒有血緣聯繫的馬褂、旗裝，反登堂入室，鳩占鵲巢，成為中國的“國服”，甚至也獲得了洋人的認同。 面對這種歷史的捉弄，實在令人苦澀不堪！ 

http://112.124.44.75/a/hanfufuxing/hanfuxingshuai/2013/0802/362.html